一九五一年初春的凌晨，南京雨花台上雾气未散，一名被宣判死刑的囚犯在押送途中忽然转身，用沙哑的嗓音对随行军警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我要见周总理。”这句话令在场的解放军战士一时愣住——谁也想不到，一个写在情报卷宗里的“国民党特务”，竟敢直接点出共和国总理的名字。

押解队长立即拨通南京市公安局作战科的专线电话，简单汇报后只得到一句指令：“暂缓执行，彻查此人底细。”行刑程序就此按下暂停键。谁都明白，这五个字背后若无确凿来历，任何人都不敢拿自己乌纱帽冒险。于是，一份紧急调查表连夜送抵北京，请示公安部。“批复语气不算客气，却像一把钥匙，缓缓开启一段尘封已久的地下岁月——那正是枪口与黑夜为伴的二十年代上海。”

一八九三年，广东香山富商杨宅里诞生一个男婴，取名登瀛。少年家境优渥，入读香港圣保罗书院，后负笈东瀛，考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科。留日期间，他接触社会主义思潮，同窗好友记得他常提的两句口头禅：“中国要翻身，靠枪杆子，也靠信念。”这份醒悟为他今后的双重身份埋下了伏笔。刚进南京中央机关时，他只是一名普通科员，却因精通日语、英语，很快被陈立夫相中，调进“党务调查科”——也就是日后臭名昭著的中统。很多资料把他称作“潜伏的双枪”。公开身份是中统驻沪特派员，暗中却握紧中共中央交付的另一把钥匙。为了让这扇门真正打开，上海地下党专门租下北四川路旁一座二层小楼，挂起“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”牌子，里屋却暗通特科。一辆二手雪佛兰轿车由组织筹款购置，配司机、配秘书，只为衬出“杨科长”派头。

一九二八年四月，罗亦农在虹口租界被捕。上海地下党几经周折无果，陈赓忽然想到：“登瀛和英租界督察长兰普逊关系铁，要不试一试？”当晚，杨登瀛在外滩一家酒吧约见兰普逊，自嘲一句“老友，我欠你两瓶威士忌”，随后把一沓无关紧要的情报作投石掩面，换来罗亦农关押地点与转押时间。遗憾的是，计划赶不上南京飞驰而来的陈立夫，四天的救援窗口被生生掐断。